【艺火传薪·纪念蒋兆和诞辰120周年】
20世纪初期，在救亡图存的浪潮里，蒋兆和（1904-1986）是一位代表性的艺术家，他精于人物画，承前启后地开创了中国现代水墨人物画的新纪元。在蒋兆和诞辰120周年之际，梳理和重温这位20世纪著名艺术家的生命历程和艺术探索，对于当今的艺术创作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缅怀过去，更是为了启迪未来。
艰苦岁月中的艺术启蒙
1904年，蒋兆和出生于四川泸州一个没落的书香世家，少年时期，蒋兆和从父修习古诗文和书法，接受了传统中国画启蒙，并受到蜀地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熏陶，这都为他日后的艺术创作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泸州是长江水路的枢纽，四川军阀混战期间又是两军必争之地。乱世之中，百姓流离失所，十室九空。因此，蒋兆和从小就见惯了社会底层的贫困境况，这些早期经历为他日后关注民生的创作倾向埋下了伏笔。同时，泸州具有开放的“大江文化”特征，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也为蒋兆和开阔的艺术视野提供了条件，上海等新兴城市的艺术状况也激发了他通过艺术改变自身命运的向往。1920年秋，家无余荫、无力进入新学堂的蒋兆和，远赴上海从事商业美术，此后直到1935年秋，蒋兆和在上海和南京度过了他的青年时代，这也是他世界观和艺术观初步形成的重要阶段。
那时上海是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大都市，蒋兆和一方面感受到飞速发展的现代文明，学习了与中国传统书画迥异的西洋艺术，另一方面也深切感受到自家的遭遇和底层大众命运的悲惨。这些都进一步加深了他对现实的思考，自然而然形成了他直面人生、为民写真的观念。正如他后来在画册自序中所言：“知我者不多，爱我者尤少，识吾画者皆天下之穷人，惟我所同情者，乃道旁之饿殍。”此即其艺术初心。
蒋兆和在上海自学西画素描、色彩，自学雕塑与油画。他起初是为生存之需从事商业美术，后来结识了徐悲鸿，受到李毅士邀请赴南京任教时，他就借住在徐悲鸿的书房，得便翻阅了徐悲鸿收藏的大量西方画册，锤炼了坚实的造型功底。徐蒋二人亦师亦友。徐悲鸿鼓励蒋兆和从画真人出发，给蒋兆和带来重要的影响；徐悲鸿以西画写实主义改良、复兴中国画的主张，亦成为蒋兆和艺术实践的主导思想。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左翼文艺运动达到了高潮，这些进步的艺术，使蒋兆和的心灵受到震撼，促成了蒋兆和为人生而艺术、为民写真的艺术观的形成。他积极从事进步文艺创作，以油画处女作《黄包车夫的家庭》参加当年教育部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参加临时青年爱国宣传队，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绘制了抗日宣传画和抗日将领肖像……他对民众现实生活的关切和对西画艺术语言的探索，都成为日后以水墨人物画实践艺术初心的准备。
艺术语言的探索与突破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蒋兆和艺术生涯的重要转折期。在这一时期，蒋兆和辗转上海、南京、北平、重庆，一边从事美术教育，一边思考中国人物画的前途。1935年左右，他毅然放下了油画箱，以“中国纸笔墨”“施以西画之技巧”，找到了属于自家的造型语言，在艺术的探索上开启了新的篇章。1936年起，蒋兆和陆续创作了《卖小吃的老人》《与阿Q像》《流浪的小子》《卖子图》《一篮春色卖遍人间》等一系列水墨人物画，为被剥削压迫的劳苦大众呐喊。这些作品正是他一贯为人生而艺术的批判现实主义倾向的延续和自然爆发，为他后面创作《流民图》做了充足的铺垫。
1941年至1943年，身处沦陷区的蒋兆和经数年腹稿酝酿创作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流民图》长卷。这幅高2米、长达26米的巨作，起伏跌宕、悲剧连连，以震撼人心的画面，尤其以躲避轰炸为中心情节，记录了日本侵华战争中难民流离失所的悲惨景象。其深沉的初心乃展出之日所言：“鄙人作画素以老弱贫病，孤苦无依者为对象，此无他。”这是他思想深处的真心，体现了他一贯的艺术倾向和艺术思想，亦是他社会实践与艺术实践的动机。《流民图》的问世不仅标志着蒋兆和艺术语言的成熟及其自身艺术的高峰，也标志着中国现代水墨人物画达到的高度。
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画领域出现了论争。新一代画家被批评笔墨不足，传统画家表现现实又感到彷徨，中国画面临新的挑战。蒋兆和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方向，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又有水墨写生技法为基础，同时，他努力深入工农兵劳动群众的生活，在艺术表现上实现了从“苦茶”到“美酒”的情调变化。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蒋兆和相继创作了《把学习成绩告诉志愿军叔叔》《小孩与鸽子》《母亲的希望》《给爷爷读报》《九兰打夯》《人民的力量——劈岭移山修水库》等新作，表达他承古变今的喜悦，顺利解决了如何适应新的时代发展、如何表现新中国人民形象的课题，同时又对青年画家给予正面鼓励和支持，成为深受专家肯定、大众欢迎的人民艺术家。
1953年儿童节前的一个夜晚，蒋兆和的两个女儿趴在书桌前给志愿军写慰问信，他很敏锐地捕捉到这件小事的意义，就把灯下孩子们认真写信的情景画了下来，这便是那幅《把学习成绩告诉志愿军叔叔》。1954年，儿子代明还不到一周岁，蒋兆和以幼子和鸽子做模特，创作了《小孩与鸽》，表达了人民热爱生命、珍惜和平生活的心声。《九兰打夯》则是以九位姓名带“兰”的女青年踊跃参加生产劳动的先进事迹为原型而创作的人物画作品。这些作品讴歌了社会新气象，表达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时代精神，与之前的作品形成鲜明的对比。
蒋兆和在新中国时期仍然保持了对战争与和平题材的关注。他曾参加抗美援朝慰问团，深入朝鲜战场，创作了大量表现志愿军英雄形象的肖像作品，体现了他对和平的向往和对英雄主义精神的颂扬。他对李时珍、杜甫、白居易等历史人物的肖像塑造，成为激发青少年爱国主义情怀的重要教材。此外，蒋兆和还应邀为苏联社会科学院创作了表现中国传统医学家的作品，进一步扩大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艺术教育与理论贡献
除了艺术创作，蒋兆和在美术教育和理论研究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蒋兆和历经中央大学艺术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图案、素描、水墨人物画，有数十年美术教育生涯。蒋兆和一以贯之地践行了徐悲鸿的写实主义，尤其在人物画创作上注重写实手法的引入。但在1953年徐悲鸿逝世后，蒋兆和一方面深感“艺教承担岂千斤”，另一方面，他又面临基础教学的分歧引起的素描教学大辩论。为此，他悉心研究教学思想。1957年后，他陆续发表了《国画人物写生的教学问题》《关于中国画的素描教学》等论文，而且《国画人物写生的教学问题》通篇以书法写就。
蒋兆和继承了徐悲鸿的遗志，调整了徐悲鸿的理念，把以素描为人物画基础改以白描作为中国人物画的造型基础，并引用传统的“骨法用笔”和“以形写神”论，与现代写实技巧、传统书法技巧结合起来，将传统与西学、古代与现代融会贯通，建立起既有民族特色又符合现代审美的独特的教学体系。这一主张被后人总结为“徐蒋体系”，成为中国现代水墨人物画教学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被中央美院接受之后又在全国得到推广。它既保留了传统中国画特色和书法之长，也开明地引进了西画结构，为中国画教育、为培养新一代人物画家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学生们在继承他的艺术理念的同时，也各自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构筑了中国现代水墨人物画的新篇章。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广大美术工作者需要不断地向为民写真的人物画高峰攀登，秉承蒋兆和的艺术理念，在传承中创新，在探索中前进，这是我们的使命，也是不朽的历史课题。
（作者：刘曦林，系中国美协蒋兆和艺术研究会副会长；安慧，系艺术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