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徵明父子书画鉴藏轶事

        作者:王照宇2024-08-11 08:56:07 来源:中国文化报

          (1/2)地黄汤帖(行草) 晋 王献之 日本东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藏

          (2/2)洛神赋册(行楷) 元 赵孟頫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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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中后期是中国古代书画收藏与鉴定活动的繁荣期。明嘉靖、万历年间,古代书画作品大量涌入江南地区的太湖一隅,鉴藏家群体和书画掮客频频参与书画买卖活动,他们不仅在书画藏品上留下了大量的题识文字,而且刊发了数量极为丰富的鉴藏著述,形成了明清时期中国古代书画鉴定比较成熟固定的品鉴思路与述评概念。文徵明和其子文彭、文嘉就是其中的卓异代表,父子三人在书画鉴定方面都堪为“具眼”。

        诸多文献都记载文徵明是一个极为勤奋的人,他不仅勤于研习书画,而且经常参与书画鉴藏的实践活动,当时吴地的许多书画家、收藏家以及文人士大夫等都曾聘请他鉴定家藏书画,诸如沈周、唐寅、华夏、项元汴等。这些文人士大夫,或在朝为官,或耽于书画,他们大多不是专门的私人藏家,文徵明和他们交游酬唱,并将部分寓目过的书画藏品记录下来,留下自己的鉴考意见,主要集中在文氏的书画著作和大量古书画作品上的题识文字之中,构成了后世学人研究文氏鉴考古书画的重要文献。

        除书画创作和鉴定外,文氏父子也收藏书画,其书画藏品一部分自购于书画市场。晚明时期颇负盛名的书画鉴定家詹景凤在《东图玄览》卷二中记载了文徵明买卖书画的轶事,文中所记文徵明不仅参与书画买卖,而且对于自己的鉴定水平十分自负。另外,文家的藏品亦有部分来自文徵明的老师沈周,还有一部分则来自藏家们彼此之间的书画交换,如原藏朱存理之手的《米芾临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铭》墨迹,就是文徵明用家藏的《孔子庙碑》换来的。

        据统计,文徵明父子先后收藏的书画作品总数在100幅左右,至于过目并留下题识的作品则更是数目繁多,如对唐晚期诗人林藻的行书《深慰帖》、《黄庭经》不全本、杨凝式《神仙起居法》、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铭》、赵孟頫《二体千字文》、颜真卿《证作为帖》、苏轼《五帖叔党一帖》、赵孟頫《书洪范并图》、李公麟《孝经相》等书画的考辨,也都能体现出其系统、综合验证的鉴定特点。

        结合文徵明存世的书画题跋文字,可以对其书画鉴定特点进行归纳。一是谙熟古代书画著录文献,并善于运用著录文献来考证作品的“名实”关系,如文氏对《黄庭经》不全本、《杨凝式草书》《石本汝南帖》《争座位帖》《送梨思言二帖石本》《跋林藻深慰帖》等的考证。

        二是注意依凭藏品的印章来推断其流传过程,现藏故宫博物院的杨凝式《神仙起居法》,文徵明首先考辨该帖不曾著录于《宣和书谱》以及《东观余论》等书。书帖上的印章和题识残缺不全,文氏认为可能是曹勋和龙大渊剪裁所致。根据印玺情况,文氏又认为该帖历经南宋高宗、贾似道,元李谦等人递藏,大体厘清了它的流传过程,如今比对实物,证实了文氏的相关考证。

        三是对于书画本身,乃至以外的题识中所涉及的历史人物,文氏都一一考订,这对于考究书画本身的内容、梳理其流传过程、补缀相关史志等方面都具有实际意义。这一特点在《跋赵魏公马图》《跋林藻深慰帖》《题赵松雪千文》《跋沈润卿所藏阎次平画》以及《题七姬权厝志后》等文字中都可以看到。

        六朝以来,中国古书画的收藏与鉴考渐成体系。书画鉴考中,详审使用材质、梳理流传过程、品评高下、探究师承家数等内容都能在南朝刘宋时期虞龢的《论书表》一书中找到渊薮。文徵明对《深慰帖》等古代书法绘画的鉴定,方法与思路完全承继了六朝以来中国古人的鉴定思路,文氏详细考证了书帖跋文作者的鉴藏印记、著录文献、流传过程,以及书帖所具有的切割嫌疑等,这一系列讲究逻辑、注重经验、内外结合的方法,在20世纪80年代被徐邦达称为“目鉴”与“考订”。

        文家究竟收藏了哪些法书绘画,今天已考证清楚的,仅有索靖的章草《出师颂》(宣和本)、王献之的行书《东山松帖》等60余件。我们可根据这60余件藏品管窥文家的书画收藏特点:一是多以古代大名家的法书为主,这些书家的作品以“二王”体系为核心,旁涉宋人米芾和苏轼等。根据目前所知的文家藏品,大抵可以看出文家收藏书画具有十分明显的临摹学习意图,几无射利的动机。二是这些藏品多庋藏在文家的藏书楼“停云馆”和“玉兰堂”中,并钤盖“文徵明印”“衡山”“停云”“玉兰堂图书记”“悟言室印”“文氏图书之印”“梅溪精舍”等印章。这些藏品中偶尔也会出现其子文彭的印信,但数目不多,应是日后家族藏品分配的结果。三是声名煊赫的《停云馆帖》,其法书墨迹主要来自苏州及周边地区藏家的收藏,而非文家自藏,这一点目前已有深入研究。

        文徵明的两个儿子文彭和文嘉都承继了他的鉴定专长。文嘉刊于1568年的《钤山堂书画记》,并不是严格的书画著录,充其量是一本粗略的“抄家物资账单”,其中的部分书画,文嘉对之略有考订,如对现藏上海博物馆的王献之法书《鸭头丸帖》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唐人孙过庭草书《书谱》,文嘉的品评显得不是很严谨,美学式的、感觉性的述评无处不在。虽然缺乏严谨考辨,但还是可以看出文嘉深湛的鉴定功夫。

        有意思的是,文嘉也像他的父亲一样,经常在古书画作品上题写鉴语,留下了许多有关书画鉴定的文字,以至于后世许多好事者多伪造他的笔迹,题写在书画的纸或裱边处以求高价。文彭也经常在书画作品上题写鉴定品评文字,这在《东图玄览》一书中记载颇多,存世的书画藏品中亦有为数不少的文彭题识,鉴于文彭没有专门的书画著录存世,兹不做详细研究。

        集书画创作、收藏与鉴定为一体的文徵明父子,其文化意义远超他们作为“吴门画家”和“吴门书家”的身份,这一点不仅是文氏父子超越同侪的卓越之处,更是明朝中后期以来真正书画鉴藏学意义上的“具眼”典范。

        (作者为苏州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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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静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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