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关怀

　　“关山月人物画学术专题展”研讨会纪要


　　时间：2002年6月29日


　　地点：关山月美术馆


　　主持：李伟铭、陈履生





　　柴凤春（关山月美术馆执行馆长） ：在准备纪念关山月美术馆建馆5周年的时候，我们曾经研究以什么样的主题切入。研究部提出以关山月的人物画为这次活动的主题，得到了主管领导的肯定。我们决定围绕关老的人物画，不仅是举办展览，还要进行深入的学术研讨。为此，特聘李伟铭和陈履生先生为我们的学术策划，今天的会议也请他们主持。





　　薛永年（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0世纪中国画最突出的成就是人物画，但我们只注意专攻人物画的画家，而忽略那些既画人物又画山水、花鸟的画家，比如李可染就以山水画著名，但他的人物画很好，还有很多例子。今天研讨关山月的人物画，很有普遍意义。





　　就中国画的功能来说有两种人文关怀，一种是对群体的，一种是对个体的。什么叫群体的人文关怀呢？这可以和成教化、助人伦的功能联系起来，它是通过一种道德观念来调节人际关系的，从群体出发来实现人文关怀的；个体的人文关怀，是通过艺术创作来实现的个人的创造力。群体的人文关怀和人物画关系最密切，而个体的人文关怀主要是通过创作来表现。随着历史的发展，特别是清中期之后，人物画走下坡路，为什么呢？由于人物画反映现实的很少，群体的人文关怀功能有相当程度的丧失。





　　以前的人物画表现的是一种是理想的、对某种生活方式的向往，最后变成了一种八股的概念化的符号，逐渐丧失了活力。20世纪以来人物画是两种功能都加以关注，而且对第一个功能尤为关注，晚清以来，随着国势的衰微，要振兴中华，就要唤起群体意识，这是人物画得到发展的重要原因。还有一种我把它叫点景人物画，画群体而且是处在大自然环境里面，比如关山月建国前的《从城市撤退》，建国后的《山村跃进图》，画了很多小人，就那么几笔，有实有虚笔墨非常好，人物的气势也表现得非常充分。20世纪人物画能取得突出成就，是较好的解决了笔墨与造型的矛盾。





　　以蒋兆和、徐悲鸿先生为代表的写实人物画，和以关良的戏剧人物，李可染的人物画为代表的发展传统写意画的夸张变形人物画，都是基于现实为基础的，夸张也是从实际对象里提炼。关先生的人物画，有很多的来自写生，通过写生能够把握每一个人的个性。关先生的人物画非常注意中国画的特点，也注意吸收西方的东西。民国时期这一批人物画，用笔、用色的非常洗炼，对于人物的动态的刻画着重情态，当然更主要的意义通过笔墨与造型的结合，实现群体的人文关怀，如《三灶岛外所见》、《中山难民》、《从城市撤退》等，画家把自己溶入到时代、祖国的命运里和百姓同忧乐，所以这种感情反映出来既是个人的，又是民族的、时代的。当然建国后，有了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更有所加强，可是还有另外一批比如像《纺线图》、《渔歌》，像表现这种劳动妇女的作品，使我想到米勒。我想研究关先生的人物画，要研究关先生人物画中的人文关怀是怎么体现出来的，有哪些宝贵经验。





　　笔墨是很重要的，是中国画语言的核心的问题，但须有正确的主张，过于强调可能会变成误导，因为笔墨必竟还是笔墨，不是意境，也不是造型。人物画没有造型，不管是写实、抽象都成不了一幅画。所以，人物画家必须坚持历史的使命感，社会的责任感，坚持写生和处理好笔墨与造型的关系。





　　朱锦鸾（香港艺术馆馆长）： 我在艺术馆工作多年，也关注群众的意愿和要求，这也是一种人文关怀。通过艺术品怎么跟群众沟通？在画面把人物展示出来，看的人很自然就想知道他在做什么？想什么？讲到笔墨跟造型的问题，具象和抽象的问题，欣赏艺术的能力，从自然的享受到理性的欣赏有一个过程。刚才薛先生说过度讲笔墨是误导，就是回到群众要看什么的问题上来了。从这个角度来看，重要的是人物画和群众可以引发什么样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停留在生活层次或者是提升到超越层次。人文关怀这个题目是最高的标准，人通过精神的提升，经验历程的美化，通过对社会的贡献给人类带来幸福。9·11以后，在美国，人们已经厌恶了抽象的艺术。人是最重要，人物画在艺术交流中非常重要。





　　王璜生（广东美术馆馆长）：“人文关怀”这个题目非常好，围绕这个题目来探讨20世纪人物画的发展和关山月人物画很有意义。20世纪人物画的发展，是一个群体的人文关怀的问题，也是现实关怀问题，这种现实关怀的介入所引发的一些笔墨和造型语言上的变革，也引发的许多有关中国绘画发展的问题。从关老的作品中，我们看到在上半叶那些对一些现实生活的直接的描写，对敦煌的一些场景的描写，历史过去了半个世纪，我们仍然被作品里面所具有的强烈的责任感所打动。20世纪后期的人物画，对绘画的本体来说不仅仅是形式、笔墨的问题。我们不能太简单的把笔墨与造型、意境做一个简单的割分，可能我们更需要关怀一种精神上的体验。在一种精神力量的推动下，解决好艺术本体的问题。





　　梁世雄（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我比较系统的看关老的人物画还是第一次，这个专题很有意义。20世纪中后期，中国人物画的发展可以说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关老属于老一代。在当时创办国画系很艰难的，我们知道关老跟潘天寿在北京提出如果不建立中国画系，中国画发展将后继无人。关老非常关心中国画教学问题，他决心建立一套中国人物画的基础教学体系。当时教人物基础课，用线条画人物素描是不多的，关老教学生用线画人物素描，大家反映非常强烈。在山水画中，关老认为人物是画眼，是很重要的。





　　刘济荣（广州美术学院教授）：解放初期中国画是不能适应反映现实生活要求的。我五四年进中南美专时，那时只有绘画系，国画叫彩墨画，课时很少。当时关老要争取国画成为一个专业，五六年把绘画系分为油画、彩墨画、雕塑系，我们有五个人选进了彩墨画。关老当时主要的精力都投入到教学中，都是为了建立中国画的教学体系。





　　王仲（《美术》杂志社副社长）：52年以前我认识关老时，他在香港人间画会，满怀激情为迎接新中国的成立画毛主席像，题目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当时七岁，印象很深。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曾抨击中国画，不能表现社会现实和社会生活。一个世纪以后，中国画取得很大的成就，人物画尤盛。像关老等老一辈画家为中国画做了很大的贡献。昨天在展厅里，第一次系统的看了关老的人物画，感受到关老作为一个人民艺术家，他关心劳苦大众，关心国家、民族命运。 “人文关怀”这个词最近在理论界使用率比较高，我想人文关怀的最高概念是人民性以及社会的责任感，这体现了人文关怀的本质。关心人民、尊重人民，是今天人文关怀最核心的问题。再一个是艺术规律，这几年比较强调风格、个性和现代问题，但掩盖了最本质的问题就是艺术有没有规律，我们要不要按规律办事？这些问题非常有意义。关山月美术馆五周年的纪念活动，借关山月人物画的展览，引发出对中国画当代发展的问题的思考，非常好。





　　陈振国（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主任）：这个学术专题的提出非常好！关老虽然主要以山水画著称，但他的人物画创作从抗战一直到60年代中期都没有间断过。关于中国画教学体系的问题实际上涉及的是中国画在20世纪的发展问题。在50年代初期，主要是民族虚无主义的问题，从苏联引进来一套教学方法以后，对中国画能不能反映生活存在怀疑，中国画生存都成问题。人物画在中国绘画领域里相当文学领域里的小说，不知道这个比喻合适不合适，搞人物画的画家更多的关注社会和人生。关先生在50年代初期那种清醒的思考和他60年代的教学实践，他在这两个关系的处理上有独到之处。人物画创作既有对外来东西思考，同时又有对传统优势的继承。这些年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很多，我很赞同王仲同志讲的艺术有没有标准的问题。如果没有标准，研讨会怎么开？教学怎么教？只是艺术的标准是一个动态的客观标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发展。





　　刘曦林（中国美术馆研究部主任）：20世纪是个大变革朝代，是古代封建中国向现代中国转换的时代，是古今中外文化交汇的时空，对人物画来讲是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换的时代，20世纪中国人物画的发展与中国社会变化有密切的关系。20世纪重要的变化还有人民性的出现，人民性的高扬；另外一种变化是悲剧性，一批30年代、40年代作品包括关山月的作品，美学基调是悲剧性，悲剧是什么？鲁迅说是人生最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1957年中央美院素描教学大辩论，一派是素描派，一派是白描，蒋兆和提出了以白描为基础适当吸收西化素描的教学体系。我看关山月先生在50年代初期的作品比较多的吸收了体面关系，当然后来又有一些回归。





　　人物画是造型艺术当中的人学。柏拉图说人是长着两条腿的没羽毛的动物，亚里斯多德说人是正直的动物，中国人认为人为万物之灵，孔夫子的人学是仁者爱人，中国古代的很多文人都继承了这个文脉，一直到关山月先生等都有这种文脉的。这是现代人物画比较欠缺的东西，人物画不是简单的带有某种情节的准肖像画，就是肖像画，也可能带有一定的寓意，反映一定的人生。另外就是一个艺术构思的问题，好的人物画都有巧妙的构思，同时还有艺术技巧的高度问题。尽管我们的现代人物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很多样式，但人物画离开了写实的基础，进行一种半抽象或准抽象的表现的话，其基础是比较薄弱的。艺术技巧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形式美的发挥，有些画家为了树立自己的一种风格、一种样式，画任何一种题材用一样的技法，陷入了借人物来表现自己的技巧的怪圈。另一些画家坚持直面人生、表现人生，艺术技巧又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这就有外在的形式美如何与内美的表现如何完整统一的问题。我们还面临油画的挑战，油画对人物的表现达到了相当高度和深度，油画家也对社会现实比较敏感，参与现实的热情比较高。因此，人物画家要始终保持现实参与的敏感性，从本质上表现这个时代。





　　李公明（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学系主任、教授）：我想谈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关先生和时代的关系，并由此延伸到对当代画家的评价。当我们从关先生的历史地位和历史的价值这个角度来看，会看到一个现象，现在只要某艺术家有相当的艺术成就，同时还要有其他的资源，比如他的学生、他的社会资源的支持，就可以成为20世纪的大师。这是一种社会机制操作的结果，未必能够代表史学家心目中的定位。关先生人物画是批判现实主义的，民国时期他通过他的创作与时代的脉搏、社会的现实发生了直接的关系，取得了他在社会历史上不可动摇的位置。目前我们学习关先生这样一种精神，是有助于史学家从一个角度反思当下的许多“大师现象”。第二，我想谈的是“人文关怀”这个题目，由于1949年前后成为关先生人物画创作的天然的界标，我没有听到有哪位很详细的谈他的这种变化。履生在文章里谈的很详细的。从流浪者到螺丝钉这样一个过程究竟是什么含义？直接面对社会现实的人物画，在解放前后是简单的改变，还是有某种断裂、某种失落。我提出这个问题，绝对不是苛求一个画家。我们应该有学术研究的彻底性，应该去挖掘伤时忧国精神。这个命题能不能放在人文关怀底下研究？他的人道主义信念的来源在那里？作为高剑父培育出来的广东的画家，他思想深处在多大程度受到西方的五四以来人道主义的信念的教育。从艺术来看他，究竟有多深的西学的功底，画的素描造型的能力究竟从哪里来？解决这些问题，对于研究20世纪中国的人物画家或许有某种启发意义。还有一个画家个人性格、内在气质的研究，比方我们一些画家比较容易在现实面前感觉到一种挫折感，有些画家有一种欢欣鼓舞的、自如的投向新的生活的过程。对20世纪中国人物画家，在这种内心的研究还是比较欠缺。第三个问题就是，现在我们都说人物画基本上都是革命的现实主义精神，其实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就谈到他的浪漫主义的精神，这一点恰好对关山月艺术是非常有意义的，光说《快马加鞭未下鞍》，《毛主席十六字令的词意》，反映了毛主席的诗在解放后在文艺史上重要意义，这些东西都是值得研究的。关先生在他的回忆录里有一句话，大概是：我现在在政治上不再没有地位了，生活上也不再没有保障了。我们把这句话跟以前解放前的批判社会精神联系起来，跟解放后的这一种批判精神的失落联系起来，就正好说明某些问题。起码这里面肯定包含有很真实的信息。





　　陈履生（中国画研究院研究员、关山月美术馆特聘学术策划）：李公明教授从宏观的角度就史学研究提出了一个要求，很有意义。我感兴趣的是他提出了关于从历史上来考察中国知识分子伤时忧国的人文关怀。在四九年之后的特殊境况下，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去关怀特殊时空中的人文关系？如何来认识新中国美术史的问题？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关山月先生在四九年以后，特别是前期主要是教学，这不仅面临社会的问题，更面临着学术的问题。当时以素描，特别是苏式的素描为主体的教学方式，他是不完全赞同的，但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弱点也不可能抵抗它，于是他用另外一种方式，用线描建立一种中国的教学体系。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四九年后特殊的状况，这不是一种纯社会的问题，也不是纯学术的问题，它是多种问题交错着的实际状况，也给今天美术史的研究带来一定的难度。





　　李公明：千万不要把研究理解成对一个画家的脱离历史环境的要求。其实这种在具体历史时空中人的局限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恰好就在于中国知识文化界还出现了像陈寅恪这样的人，这就说明在知识分子的领域里对于个人与时代的关系等，人们还是具有某种程度的自主意识的。现在这个领域里的讨论还是强调环境和时代的决定关系，好象个人是完全无所作为的。我们今天提出这个问题，完全不是说对关先生的艺术成就有任何怀疑，只是客观地把他放到具体的历史学研究的范围里去探讨。





　　邹跃进（中央美术学院史论系博士生）：刚才李公明谈到了人文关怀与关山月人物画以及在20世纪具体历史情境中的意义，王仲也提到这个问题，他认为人文关怀有很多意思，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如果王仲来策划这个展览，他就会将题目定为“人民性——关山月人物画展”。这说明我们是以两种理论范式在谈同一个问题，“人民性”是延安时期的一种理论范式。“人文关怀”实际上是一种经过了现代理论洗礼的另一种理论范式。从严格意义上讲，49年以前，确实是一个人文关怀的时期，这一时期用“人文关怀”来概括是比较准确的。启蒙运动具有两个特点：1、“人”是一个大写的人，是抽象的人。2、同情普通大众。美术馆和博物馆的兴起都与这样一个启蒙运动的背景有关系，就是文化要走向人民大众，所以中国20世纪的“大众化”的过程，人物画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这里灌输一种对人民、特别是对生活在底层的普通大众的关怀。关山月作品中的这种关怀是非常强烈的。我认为49年以后的人物画也好，关山月人物画也好，基本上都还是围绕着毛泽东关于艺术为谁服务的这样一个问题来展开的。实际上我认为，78年以前的中国美术或者说延安以来的传统，关键的一个问题还是把阶级重新划分，重新定位，这也是所有的视觉艺术要解决的问题。中国人物画在49年以后是把工农大众，尤其是农民阶层放在主人的位置上，这样此时的社会批判就不起作用了。在这样一种观念的指导下，美术再不可能采取一种社会批判的方式。我们现在要寻找中国革命美术的合理性的话，实际上是要寻找一种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和毛泽东思想的合理性，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如果我们认可这是合理的，在中国20世纪至少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实验阶段，尽管在某些方面是出了问题的。陈履生先生提到要有一个更好的环境来作价值判断，我相信这一点。但我认为，作为一个研究者，我们是可以指出这个时代的艺术家的创作和最终价值是相关的。我想李公明谈到的实际上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如何来切入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把人物画放到人类历史中来看的话，实际上中国古代确实是不太重视人物画的，文人画在古代是占在支配地位。到底如何去评论20世纪的中国人物画，对于我们来讲还是有很多课题可做的事情。





　　李伟铭（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关山月美术馆特聘学术策划）：关老作为中国的一个知识分子肯定是接受了五四以来来自西方民主思潮的启蒙教育。30年代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大概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教育人的形象，担负着教育人、启蒙人的神圣的天职，另外一类注定是被教育、被改造的角色。而关老毫无疑问是后一类的。 关老参与画《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他表现工农兵，不是作为主人翁来画，他是作为接受教育、被改造者来画的。





　　鲁虹（深圳美术馆研究部主任）：中国人物画的现阶段的问题恰恰在人文关怀方面的欠缺。从总体上看20世纪人物画有泛政治化的倾向，这跟特定的历史情境有关，比如抗战时期涉及到民族存亡的问题，每一个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的作品必然涉及到民族的存亡问题。关山月在抗战中的作品，都反映了他的历史和民族的责任感。解放后，政治更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与政治不相干的艺术家的个人体验被禁止，如果在政治热情和个人体验能溶为一体的话便能出现一些好作品。到了文革时期，政治标准更成了唯一的标准，那时的现实关怀变得很虚伪了。由于艺术家的创作个性被泯灭，人物画就远离了它的自身，很多人都转到画花鸟山水。这作为对文革的反拔也很正常的。但长此以往，成了一种玩味笔墨和形式，成了创作的主流就不正常。关馆提出这个主题是非常好的，当代人物画创作中真正缺少的正是艺术家的历史责任感和对现实关怀的追求，人物画在现阶段是很萎缩的，我觉得关馆举办“人文关怀——关山月人物画学术专题展”不是偶然，这是当下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有一批中青年画家意识到上面的问题，他们超越了写实主义的人物画创作模式，把人物画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改革中国的人物画，只有纳入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中加以思考，才是有意义的，文化转型对水墨人物画家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机会。





　　王大鹏（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副主任）：某一个时期的文艺政策、方针的提倡，不应该和画家的良知、对人文关怀的理解以及他的人格、他追求的精神完全等同起来，应该看到他们之间的个别性。为什么四九年以前的人物画家能创作出具有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关怀的人物画作品，这确实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齐凤阁（深圳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在中国美术人文精神失落的情况下，研讨关老的艺术道路是有意义的，我赞成有些先生谈对关老的评价，对他的艺术定位要历史地看。关老作为一个大师是无疑的。如果不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他的话，可能会得出另外的结论。放在纵横历史的坐标上来评判他，会比较客观。我更感兴趣的是知识分子的独立身份问题，包括艺术家的身份问题，一直是理论界比较关注的问题，谈关老的创作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谈，也可以从艺术本体的角度去谈。





　　董捷：（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学生）：我觉得艺术在技术层面上从古至今有一种传承性，而东西方文化之间又有一种联系。刚才大家谈到的人文关怀也更应该有传承性。我们当今的任务是怎样把人文关怀体现到作品中。人文关怀在今天的语境中不可能规定得那么死，它在总体上是相通的，各个画种、艺术给予人的美感是共通的。





　　关怡（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关老的作品的确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说大家对人文关怀的理解是关注社会、人民、国家命运的话，那么父亲把他一生的代表作品都捐献给国家，也是人文关怀的一个体现。我很感谢深圳文化局和关馆能经常举办关老作品的学术研讨会，这不是他个人的问题，应该是对中国画艺术的讨论。这次关馆举办五周年馆庆把高剑父先生的作品也拿来展，我觉得这个策划很有意义，因为关先生反复强调高师对他人生艺术道路的意义。





　　董小明（深圳市文化局副局长、关山月美术馆名誉馆长）：关山月美术馆建馆五周年的纪念活动，从策划、组织实施到开幕，特别是今天的学术研讨会，是成功的！关山月美术馆学术研究工作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对关山月艺术的研究，得到了升华。从长远来讲这仅仅是开始，但这一次的成果，值得充分肯定。90年代开始，文化界对人文精神的关注，是社会发展的需求。在文艺创作当中，特别在美术界，大家感到了人文精神的式微，甚至出现了人文精神背离的状况，所以，人们呼唤这种精神。关老是一个与时代同步的艺术家，他关注时代，贴近生活，这是他的艺术上最主要的特点。我们把研究关老和20世纪以及当代的中国美术研究结合起来，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关山月研究的示范性的作用。新时期以来，整个美术创作应该是有了新的局面，在今天为什么我们还是这么呼唤人文精神，因为在今天的美术创作当中，人文精神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伸张，甚至有些作品把人们生活中的疮疤揭示出来给人看，这虽然是对过去的反拨，但是不是已经真正体现了我们在艺术上对人文精神追求？人文精神的提倡并不限制艺术形式的多样化，变形、抽象的艺术作品中也不乏人文精神。另外对人文精神的理解也要与时俱进。在关老的山水画当中，这种人文关怀体现得比他的人物画更淋漓尽致，更充分，我想是值得我们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