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造一家 展示伟人风采——李人毅水墨情节画解析

作者：黄丹麾

　　作为具有历史使命感的文人画家，李人毅早在1989年就举办了新四军人物画展，出版了有200位新四军人物肖像的大型画集，进入21世纪，他的花鸟画在中国画坛渐露头角。目前，在媒体上李人毅最抢眼的画作就是《毛泽东走进田园》的系列作品，随着创作深入，不断推出新作。

　　表现毛泽东走进自然，抒发伟人大地情怀，李人毅画毛泽东应是一个大主题了，但与众不同的是，他的创意巧妙而轻松，紧密贴近生活，把人物置身于绿色空间，背景取材于农庄田园，表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天籁意境。在构思上，每幅画的内容都带有很大程度的随意性，使田园中的毛泽东更加生活化和情趣化了，增强了作品的亲和力和感染力。与以往冠以重大主题来表现领袖毛泽东的画作来比较，这种轻松的意趣，却内涵深邃，使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毛泽东走进田园》在形式上也有所创新，与以往的作品不同的是，李人毅的这些国画作品不是单纯的人物画或花鸟画，它是二者的有机结合的产物。面对人毅的作品，我们从画科上很难加以定位，我们只能姑且称之为人物风景画，或者干脆叫作“水墨情节画”。

　　李人毅的水墨情节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说明：其一，它借鉴了连环画的某些因素，带有相对的故事情节，表现特定的人物在特定场景的典型活动；如伟人徜徉在春节气氛的农家小院内的《红灯笼》，毛泽东与耕牛在一起的《春风杨柳》等。其二，画面虽然以人物为中心，但人物往往置于风景之中，也就是说人物固然是主体，但它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以花鸟、植物、农村为背景，即前者是核心，风景为陪衬来表现主题；如《秋水长天》、《种瓜得瓜》、《红辣椒》等。其三，人物与风景（花鸟、植物、畜兽等）互为表里，二者相辅相成，它们在双向对流运动形成了一个整体合力；如《向阳花》、《嫩玉米?青葫芦》等。

　　李人毅的水墨情节画，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深厚的艺术史和美学理论作支撑。人物画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与花鸟、山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战国时期的帛画《人物御龙图》、《人物龙凤图》都是以人物为主体，将龙、凤作为背景；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也是将山水、花木、神兽有机地并置一处。进入现当代以来，老一代画家中石鲁《转战陕北》、王盛烈《八女投江》、刘文西《知心话》等作品，都有意地将人物画与山水、花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结合。在中青年画家中，李人毅把这种创作理念向前推进并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和一定的规模。

　　李人毅所遵循的创作原则无疑是现实主义艺术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致菲迪南?拉萨尔》的信中指出：第一，现实主义艺术理论要求严格地从客观的现实生活出发，严格地按照现实的本来面貌来再现现实；第二，现实主义艺术理论要求文艺创造广泛而深刻地描写社会生活，正确处理人物和环境的关系，通过对特定环境中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揭示现实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第三，真正的现实主义艺术理论指的是作品中的人物提供真实地反映现实关系和时代特点的典型环境，从而显示出现实和历史的真实，使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在信中对现实主义的人物塑造提出了一些重要见解：其一，人物的阶级倾向和时代特征要通过情节的进程来表现；其二，刻画人物性格，不仅要表现他做什么，而且要表现他怎样做；其三，在表现人物“怎样做”上，还应注意把人物同环境联系起来，注意把他们放在现实的矛盾冲突中去加以描写，这是现实主义典型化的重要手段。马、恩在《致敏?考茨基》的信中，论述了现实主义的典型塑造理论。典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人物与环境的统一。这两个统一概括了典型塑造的两个侧面；前者所要解决的主要是人物的个性化问题，后者所要解决的主要是人物的典型化问题。恩格斯认为，典型塑造应该每个人都是“典型”，同时又是“单个人”。作家创造典型人物的过程，是从对生活中“单个人”的观察、体验、分析、研究开始的。作者把许多单个人身上的富有特征的东西集中起来，通过典型化，概括到一个人身上，就形成了艺术中的“这一个”。

　　李人毅的水墨情节画，就是在现实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一次艺术实验。他在尊重艺术真实的前提下，将国画人物置于一定的场景之中，在典型环境中描绘典型人物的形象、性格和气质，这就把典型人物的刻画与典型环境水乳交融地统一起来。李人毅的“仕女画”系列虽然也是以妙龄美女为题材，但它打破了仕女画的樊篱，大胆地将花鸟画引入仕女画中，以含苞待放及正在绽放的荷花作为仕女画的背景，以此喻示少女的清纯、美艳与“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气质，从而使仕女之美不再局限于外貌，而更体现在品德之美、精神之美，这就大大地提升了仕女画的人文意境。

　　如果说“仕女画”系列作品只是李人毅水墨情节画的一种开端与试验，那么李人毅的《毛泽东走进田园》系列作品则标志着他在这个领域已经具有相当的实力并逐步走向了成熟与辉煌。《毛泽东走进田园》系列作品之所以别开生面、自成一家，我认为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其一，以毛泽东为题材，本身就使作品打上了浓重的历史感。因为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个经典符号和历史丰碑，将毛泽东作为艺术对象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将他当成一个“文本”结构，以此深刻地传达出艺术家的社会使命感，表现出李人毅先生对历史、现实的独特反思与重构。

　　其二，李人毅先生的《毛泽东走进田园》系列作品将人物画与花鸟画有机合璧，突破了这两个画科的局限与束缚，必然走向更广阔、博大的视觉空间和审美境界。而且，花鸟画与人物画的共振、互补，一方面使人物画避免了单一的面貌，另一方面又提升了花鸟画的人文精神，二者的合力更加突出了各自的优势和长处。

　　其三，李人毅先生的《毛泽东走进田园》系列作品在国画技法上也进行大胆的革新，他将西式素描因素、构成因素（包括雕塑语言）与传统的笔墨技巧溶为一炉，因而在视觉上形成了极强的冲击力，使毛泽东这个历史人物在思想境界、精神气质、性格特征等方面更加丰富、多样，从而全方位、立体性地展示了这一伟人的人格魅力。

　　李人毅的写意花鸟具有一种大气磅礴之势，它并不追求唯美主义，而是以物喻人，把人格力量加以对象化，自然的花鸟在他的笔下气象雄伟，有一种盎然的生机。李人毅将自己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反思和主观世界的感悟、冥想深深地植入花鸟画创作之中，在“自然的人化”或“人化自然”中开拓花鸟画表现的新路径，从而使其花鸟画作品的达到了一个较高精神境界。

　　总之，李人毅先生站在历史的视角和时代的前沿，将历史人物画的思想内涵、表现题材、艺术技巧等都提升到一个新的学术高度，这种艺术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创新，反映了艺术家全面的文化修为和笔墨功力，是艺术家敢于突破艺术樊篱、富于创新精神的鲜明写照。

　　李人毅先生虽出身军人，但却是典型的文人，他曾在业已成为专业画家后，连续十年进行文学创作，出版了十多部长篇文学著作，其中纪实小说《平型关大捷》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在中国，文人其实并不是单一的知识分子，他们也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斋学者，往往都是胸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有志之士，常常本身就是政治家和战略家，积极参与国家的各项大政方针。许多学问家也常常“舍文章而取天下”由文人而走向政治道路。当然，李人毅是位纯正的文人，走的是一条由画家到作家并回归到丹青、文学并举的艺术家之路。我们衷心希望他再接再厉、不拘一格，在水墨情节画领域谱写出新的华彩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