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上书》赘语（ 作者：孔维克）

1988年夏天参加省美代会的烟台之行，我带回来许多沉甸甸的感觉。徜徉在蓬莱阁戚继光水城墙下，浏览于威海卫丁汝昌水师府中，面对这些不算久远的遗迹，悲壮、忧患、失落、茫然，相互交杂的意识油然袭来，不禁生出一腔莫名的冲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汉唐盛世，明清衰微。当中国人自诩“天朝之国”的梦幻，被一向称臣朝贡的“夷狄”之邦用坚船利炮轰醒之后，洋务、变法、启蒙、救亡，奋斗求索，在风云激荡、血火兼程中走了一个多世纪。蓦然回首，我们还是被远远地甩在了世界潮流的末后。近代史如一团乱麻、理不顺解不开，像一串串重复的死结。但就在那些天里，我眼前时常掠过一个个明晰的形象：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他们虽然悲壮地消失在历史的天幕中，却永远地留下了中国历史上的动人篇章，“中体西用”与“维新变法”之论争，时至今日仍震荡着茫然的回声。这些思想界的巨子，与旧文化旧体制奋战的斗士，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将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与个人的奋斗这样紧紧地联为了一体，每每想到他们，我的心不禁为之颤栗。

恰在百年前，1895年清廷辱签马关条约。在京会试举子闻讯云集1300余人于宣武门外达智桥松筠庵，公推康有为执笔“上光绪皇帝书”，提出“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等政治主张。这一事件史称“公车上书”，此事诏示着民众忧患意识的觉醒，学人参与意识与自我价值肯定的启悟，它成为维新变法的前奏，并一挑近一世纪以来国人的九曲回肠。

我非常钦敬和崇拜那些能扭转乾坤、改变人意识的人物。涉足于笔墨生涯几十年了，不知从哪一天起突然顿悟到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竟这般苍白无力：论其造福人类不如自然科学；就文化建构来说也不如哲学；其震撼人心、塑灵魂又不如文学，有时还真有点自惭。既然命中注定自己只能与纸笔丹青结缘，还是尽可能地用画笔来表述自己对人生价值和生存时空的理解，以求与朋友们交流沟通，也平衡一下自己时不时地冒出来的情感。窃以为，画的审美功能主要是愉悦感官，其中可以是抒情式地使人看了得以休息，也应注重“成教化，助人伦”，表现某种思想、理念，给人以思考。当然画不应是思想的图解，也不应画成“一篇论文”。

强烈的表现欲、坚实的使命感和一种怀古的思绪、一种不安的心态，教我热衷于这么一群众生，抓取了这么一个瞬间，使之壮观为永恒，凝固成雕像，力图产生悲壮的史诗、无声的交响。

这幅画在构思、构图及人物处理的小草图阶段，曾多次推敲易稿，最后形成现在的样子：为了使“上书”的人群之间的动态、表情相互呼应，将写状、演讲、签名、议论等几组人物，集中成似半段城墙、一柱黑风般的曲线状团块，坠于画面下部，而上部则留有大块空白。将整个画面嵌入一页放大的、斑斑驳驳、密密麻麻的雕版古书中，给人以庄严感、历史感。人物的刻画虽写实又略带夸张变形，以强调形象、动势的个性，在用笔和塑造上追求生涩感、重量感，以烘托悲壮的气氛。

我作画习惯于在草图阶段多揣摩，思路不成熟决不着正稿。去年我参与省美协组织第七届全国美展的创作和省庆祝建国40周年美展，成天陷入在事务堆里，没有整时间画画，且草图一再推翻总不满意。离七届全国美展初选截稿只有一个多月时还未落幅，本打算放弃这次参展，后在一位朋友的鼓动下，利用晚间一鼓作气地干了起来。该画二米见方、人物众多且仿宋字也很费时耗力，工作量颇大，只画了一遍就到了该交稿的时间了。囿于功力和素养，限于时间和条件，使这画留下了不少缺憾，明眼人不言自喻。自交稿后我一直若丑媳见公婆般的惴惴不安，尽管它后来能顺利地参展并获奖。

任何一种艺术所表达的内容和存在形式的完整性，都是其它形式难以替代的，所以我觉得画面给人的感觉，永远是只能意会而难以言传的。评论和阐述画面，只能给人以再造的化境，或是给人以思维的局限。大概您在画面上所能体会到的应该即是它所告诉您的罢。以上尽是画外之话，拉杂写来，求教于同道诸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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