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他不但在诗文、书画等方面造诣深厚，在医药、烹饪、水利等领域也有所贡献，其高雅的生活品味与豁达的人生态度，更散发出独特的人格魅力。苏轼是备受景仰的文人典范。
从北宋至今,学习与研究有关苏轼书法和绘画作品的学者颇多,日前故宫首次举办苏轼主题书画特展。我们邀请专家学者，探究《人来得书帖》《阳羡帖》和《西园雅集图》里的苏东坡遗事趣事，为读者呈现一个更真实生动的苏轼。
《西园雅集图》中的C位苏东坡
——以国博本明人无款画卷为中心
朱万章
“西园雅集”是中国绘画史上重要的绘画母题。最早创作《西园雅集图》的是北宋人物画家李公麟。据相关文献记载，李公麟是应好友王诜（晋卿）的邀请，将参与西园雅集的苏轼（东坡）、苏辙（子由）、黄庭坚（鲁直）、秦观（少游）、米芾（元章）、蔡肇（天启）、李之仪（端叔）、郑靖老、张耒（文潜）、王钦臣（仲至）、刘泾（巨济）、晁补之（无咎）、僧景秀（圆通）、道士陈碧虚连同王诜和自己一共十六人绘入画中，另加上书僮、侍姬等，凡二十二人。在李公麟之后，这一故实人物画成为画史上一个永恒的主题。宋以后，各种绘本层出不穷，尤以明清两代为甚。据不完全统计，现存的元明清时期创作的《西园雅集图》有数十件之多，可与“兰亭修禊”系列相提并论，属“雅集图”中存世最夥者。
明人无款《西园雅集图》卷（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系众多明清“西园雅集图”系列之一。此图并无作者款印，引首有明代书法家许初题小篆四字“西园雅集”，款署“许初书”，钤朱文方印“许氏元复”。许初，字复初，一字元复，吴县（江苏苏州）人，活跃于明嘉靖年间，历官南京太仆寺主簿、汉阳府通判，擅书法，以“二王”为宗，尤其工篆籀，同时兼擅篆刻，《明清印人传》中有传。此“西园雅集”四字书写在宋纸上，为所见许初仅有的篆书作品，结体沉稳，朴茂典雅，乃明代篆书中罕睹之作。因许初主要活动在明嘉靖年间，故从其题写引首，大致可推断出此画的年代当不晚于此时。在画心卷尾有朱文方印“衡山”和白文方印“徵明”，拖尾有署款为文徵明于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以行草书抄录《西园雅集图记》，款署“文徵明”，钤白文方印“徵明”和朱文方印“徵仲”。就其书风看，似显稍弱，且气韵不流畅，与文氏风格有一定距离，其钤印亦与文氏常见印鉴略异，故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专家认为“文徵明跋（伪）”，是很有道理的。拖尾的引首章朱文圆印“停云”和朱文长方印“墨林”，亦均为伪印，但在后隔水上倪文蔚于清光绪元年（1875年）的观款却是真的。此图曾经张静斋、翁鼎臣、倪文蔚等人鉴藏，是一幅流传有序的明画。
画卷中，右侧树下为两个书童，往左侧，在芭蕉、太湖石和松树之间，有六人围桌或站或坐，中有一人提笔而书者，即为苏东坡，其侧持卷站立者为王晋卿。再往左侧，在山石前站立题壁者为米芾。画中两个标志性人物为苏东坡和米芾。两人的造型几乎决定着“西园雅集”的主题。在此图中，苏东坡为正面像。但有意味的是，在现存所见宋代的《西园雅集图》中，苏东坡的造型和位置则与此图并不相同。在宋人《西园雅集图》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苏东坡与王晋卿、蔡天启、李端叔等四人围桌而坐，苏东坡在桌的右侧，抚案而书，王晋卿在其斜对面，其侧为李端叔，对面为蔡天启。画中，苏东坡为侧面像，王晋卿为正面像。在传为马远的《西园雅集图》卷（美国纳尔逊博物馆藏）中，有至少十三人围观苏东坡挥毫，而苏东坡则站立而书，亦为侧面像；传为刘松年的《西园雅集图》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虽然与前述宋人《西园雅集图》卷一样，写苏东坡等四人围桌或站或坐，但苏东坡的位置则正相反，在桌的左侧挥写。由此可见，即便同是宋代的《西园雅集图》，其苏东坡的位置与造型也都是不一样的。但相同的是宋代《西园雅集图》中的苏东坡无论怎样变换位置，其总是侧面像，而处于正面位置的几乎都是王晋卿。元代以后，这种情况开始逐渐改变。在赵孟頫的《西园雅集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苏东坡不仅为正面像且居于画中的中心位置，虽然王晋卿也为正面像，但居于苏东坡之侧，处于次要位置。明代尤求的《西园雅集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和《西园雅集图》卷（美国纳尔逊美术馆藏）中，苏东坡形象不仅为正面像，且处于绘画的中心，而王晋卿等雅集的组织者则完全被边缘化了；明人李士达的《西园雅集图》卷（苏州博物馆藏）中苏东坡也为正面像，且处于中心位置，而王晋卿等围桌观赏者则变成了背面像。这种状态在清人的《西园雅集图》中表现尤为明显，如石涛的《西园雅集图》卷（上海博物馆藏）中，苏东坡怡然自得，以正面像坐姿而书，王晋卿则站立其侧，做倾听状。在华喦的《西园雅集图轴》（上海博物馆藏）、吴滔的《西园雅集图轴》（中国艺术研究院藏）、谭鸣的《西园雅集》（广东佛山市博物馆藏）、顾樵的《西园雅集图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和王云的《西园雅集图》（山西省博物馆藏）等清代画作中无不如此，且王晋卿等当时的显贵人物几乎成了摆设。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苏东坡在《西园雅集图》中形象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从宋代到元明清的绘画中，苏东坡由配角演变成了主角，到了明清时期，他又成为了画幅的中心。据此可知，至少在元代以后，苏东坡在文人圈中的受众与传播，达到了一个顶峰。图像证史，在系列《西园雅集图》中，可看到苏东坡的接受史。
《人来得书帖》：为何送一担酒
仇春霞
陈伯诚去世了，苏轼犹豫要不要亲自去一趟。伯诚与他的关系一般，但其弟弟陈季常却是他非常要好的朋友，看在季常的面子上，他也应该去一趟。思虑再三，苏轼还是决定不去了，因为季常与他哥哥的感情非常好，哥哥去世，季常一定很悲痛。苏轼不想在这个特殊的时候给他添乱，于是写了一封长信，并且派人送了一担酒作丧礼。
这封信即苏轼传世墨迹《人来得书帖》，内容如下：
轼启：
人来得书。不意伯诚遽至于此，哀愕不已。宏才令德，百未一报，而止于是耶？
季常笃于兄弟，而于伯诚尤相知照。想闻之无复生意，若不上念门户付嘱之重，下思三子皆不成立，任情所至，不自知返，则朋友之忧盖未可量。
伏惟深照死生聚散之常理，悟忧哀之无益，释然自勉，以就远业。
轼蒙交照之厚，故吐不讳之言，必深察也。本欲便往面慰，又恐悲哀中反更挠乱，进退不惶，惟万万宽怀，毋忽鄙言也。
不一一。轼再拜。
知廿九日举挂，不能一哭其灵，愧负千万，千万。
酒一担，告为一酹之。苦痛，苦痛。
陈伯诚和陈季常的父亲是陈希亮，陈希亮是苏轼26岁时在陕西凤翔任签书判官时的上级领导。元丰三年（1080）苏轼被贬黄州之后，在去黄州的路上偶遇陈季常，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按宋代礼节，接到讣告后，关系密切的朋友可以送银子，也可以送其他东西，并有专门称呼，如送衣服被称为“襚仪”，送财物，则称为“赙仪”，如果送香和酒，则叫“奠仪”。从此信来看，苏轼只送了酒。这其中还有一些特殊原因。
首先，《人来得书帖》作于元丰六年（1083）年，这时苏轼还在黄州，比较穷，一个大家庭没有固定收入，靠一点薄地混点口食，没有那么多银子送朋友。
其次，送酒是帮助丧家解决实际困难。
葬礼中用酒，自古以来就存在，大概是觉得人死后就会入地府，以酒洒地相当于为死者践行。在宋代，士大夫阶层的丧葬活动也会用到酒，比如：给死者清洗身体后，将死者移至停放间，将腊肉和酒都放在祭桌上，然后将酒倒在死者的东边。前面也要放一张桌子，上面放置果盘酒水，还要有专人侍候，一如死者生前一般。接着在很多环节中都会有酒洒地，有的用量多，有的用量少。比如在谋划安葬地时，棺材送到墓地以及下葬都要以酒洒地。这些礼仪用酒不多。但有些环节用酒量就很大，比如前来悼念的人如果是死者的生前挚友，则进门之后就要以酒洒地。对一般的悼念者，丧家也要在灵座前点香、浇茶、斟酒。悼念者在灵座前叩拜时也要以酒洒地。此外，耗酒量大的环节就是宴饮，宋代的酒度数都不高，一人喝几碗是常见的事。这意味着朋友越多、官位越高，用酒量会越大。
用酒量这么大，酒从哪里来？当时很难买。宋代实行榷酒制度，法律规定不许私人酿酒卖，否则要入罪。而官酒似乎总是不够卖，又喝不过瘾。因此，朝廷对去世的重臣会有一项特殊恩典，就是允许其家属自己酿酒，专供丧葬期间使用。比如北宋政治家、词人韩琦去世后，在宋神宗赵顼的多项特别顾恤中，有一项就是“许即坟造酒，以备支用”。
陈伯诚的身份和地位远不如韩琦，但他的父亲也曾官至转运使，自己也是士大夫。此外，他家中有四兄弟，最小的弟弟陈季常人缘很广，像苏轼那样因陈季常的面子而前去吊唁的人也会不少，这样一来，其葬礼中要用到的酒也会不少。所以苏轼送酒作丧礼，是帮丧家解决实际问题。
第三，苏轼好酒，还自己酿酒。
苏轼好酒，天下皆知。不过他酒量小，几杯下肚就开始找地方睡觉，李公麟还曾画过苏轼的醉酒图。苏轼还喜欢以酒当礼物送人。比如他在《职事帖》中说：“新酒两壶，辄持上，不罪浼渎。”这两壶酒就是送给弟弟苏辙的亲家。
苏轼的酒是从哪里来的？有可能是买的，但这种可能性比较小，因为宋代的官酒又贵又不好买。有可能是朋友们送的，因为苏轼文集里提到过有朋友和邻居送酒给他。不过，他送给伯诚的酒有一担，所以极有可能是苏轼自己酿的。宋朝不许私人卖酒，严格管制酒曲，但在比较偏远的乡下，自己酿自己喝是没有问题的。苏轼在黄州时也写过不少酿酒的诗文，如《记酿酒》等。
苏轼在黄州还酿过蜜酒，酿造的方子来自老家四川一位姓杨的道士，他在《蜜酒歌》里写道：“一日小沸鱼吐沫；二日眩转清光活；三日开瓮香满城”，这里用的“一日”“二日”“三日”，都能想象苏轼是如何每天在酒缸边等着酒酿出来的。既然爱好酿酒，又有秘方，那送给伯诚的酒极有可能是苏轼自己酿的。
《阳羡帖》中的卜居情缘
柳沣圃
“吾来阳羡，船入荆溪，意思豁然，如惬平生之欲。逝将归老，殆是前缘。王逸少云‘我卒当以乐死’，殆非虚言。……暇当买一小园，种柑橘三百本。”元丰七年（1084年）的十月二日，宜兴舟中，在写下《楚颂帖》的时候，苏轼的内心，不知是否与九百多年前的微风一样，静静地划过江面，掀起了一阵期待的波澜。
此时距离苏轼初到黄州已经过去五年，五年间苦闷的生活，已经从“偶逐东风转良夜”变成了“何妨吟啸且徐行”。生活五味，人情百态，“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困顿的生活已然过去，如今获赦，苏轼便上表乞居常州，希望能真正的回归篱下。
“轼虽已买田阳羡，然亦未足伏腊。禅师前所言下备邻庄，果如何？讬得之面议，试为经度之。及景纯家田，亦为议过，已面白得之，此不详云也。冗事时渎高怀，想不深罪也。轼再拜。”
通过《阳羡帖》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苏轼内心所向往的“老年生活”也并非惬意，还是要为现实的“未足伏腊”发愁。但虽是如此，却已经与夜饮东坡的状态大不相同。如果说在黄州躬耕东坡，更多的是苦闷与不安，那么在阳羡购田，则是完成早年间的承诺，再续前缘。
苏轼与阳羡的缘结早在嘉祐二年（1057年），与好友蒋之奇相约在功成名就之后能够共赴“鸡黍之约”。并在熙宁七年（1074年）于黄墅村处购得一田，在岁月静好中兴奋地说：“阳羡姑苏已买田，相逢谁信是前缘。”在苏轼看来，他与阳羡的一花一草，一物一人，都有着很深的缘分。政治上的沉沦，时间的纷繁复杂，都不及这眼前的无限山光和质朴的民风，就像是炙热中的清风，让人不得不驻足于此。
在黄州“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的生活不仅磨炼了苏轼的心性，也在痛定思痛之后，带给他艺术上的高峰。此帖整体面貌已与元丰初年（1078年）之前大不相同。也如同苏轼本人一般，在沉稳厚重之中，透露着沉淀之后的潇洒与飘逸。从结字上看，结字本身的欹侧并非十分突出，特别是“然”“伏腊”“冗”“想”等字，较为舒张宽阔的结体形态，在质朴中给人沉稳大方之感。其他多字，小幅度或欹或斜，灵动自然。字与字之间的大小对比十分强烈，“虽”“腊”“议”“事”“深”等字，是整个手札中较为突出的字，与“所言下”等形成了鲜明的大小对比，同时也形成了墨色上的枯湿浓淡的强烈对比，给人以跌宕起伏之感，而并非通过大的轴线摆动去实现，在含蓄中凸显了精彩之处。笔力雄劲，古雅可观。
整体章法上，错落有致，似有规律可循，而又非循规蹈矩。虽所留空白基本对称，可落款处，却极有巧妙之处。“轼”字略脱离正文，以小空白破之前面规律性的空白，顿觉有活泼之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拜”字，在苏轼的手札中，此种写法甚少，末笔一长竖，并非一味的直线，有方向之变，却并非矫揉造作，轻柔顺畅，灵动飘逸，尽显洒脱之态。
上书得便宜，归老湖山曲。躬耕二顷田,自种十年木。乞居常州得请之后的苏轼，不辞辛劳，携全家老小来到阳羡，只为躬耕二顷田，足见苏轼对于阳羡的情怀。向往多年的卜居生活眼看就要实现了，《阳羡帖》中的求田问舍，也是在为这里的日子做长久打算，但这种复得返自然的日子不及盈月，便又要走马上任了，此后的苏轼，仕途辗转，接连被贬谪多地，平生之想，动与愿违。但在苏轼的心中，即使身处海南如此偏远之地，心中也仍然怀有回归阳羡生活的一丝盼望。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66岁的苏轼度岭北归，七月丁亥卒于常州。“多谢残灯不嫌客，孤舟一夜许相依。”在苏轼心中，自己对于常州，已不是外来客，而是“此心安处是吾乡”，虽最终没有回到阳羡，但是多年漂泊的叶子，江海余生之后，又回到了心中所向之地，正如宋人费衮之言：“盖出处穷达，三十年间，未尝一日忘吾州者。”当年被阳羡山光吸引的青年，不想竟与此地结下一生的缘结，最终诠释了“逝将归老，殆是前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