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诗书画印”一身的海派“龙头老大”吴昌硕，凸显笔墨的驾驭能力就是“稳、准、狠”三字。“稳”就是平时打下的临摹基础很深，“准”就是广泛汲取古人的艺术营养准确，“狠”就是下笔沉厚肯定且富有金石气。老缶在外人看来，成就最突出的就是古幽浑厚的石鼓文。石鼓的传奇故事很多，从发现到入馆珍藏，可说是命运多舛。早期的石鼓文善拓，无形中，就成了藏家们苦苦搜寻的最佳善本。
据考，石鼓文最早发现于唐初天兴（陕西宝鸡）三畤原，老杜、韩昌黎曾作歌以颂之。鼓计十枚，高约二尺，直径约三尺，四言诗一首，共计十首，计718字。内容乃记秦国君涉外游猎，故石鼓文又称“猎碣字”。因弃之于陈仓荒野，也称“陈仓十碣”。石鼓字又称“籀文”，也就是秦始皇文字统一前的大篆。
海上收藏素有“半壁江山”之称，早期石鼓文善拓一般都在收藏资深的大藏家手中，而普通文化人几乎是难得一见的。由于缶翁海上不二的书画地位，的确与一般人区别很大。他身边交往的都是高官遗老、商贾大佬和收藏大家。缶翁当时在海上的字画润格很高，由于定制求购的订单盈积如山。许多人为了能求到缶翁的书画宝墨，不惜重资投其所好，皆拿精本善拓与之交换。这样一来，缶翁手中的精本善拓，尤其是石鼓文的精善拓本，所获甚夥。
缶翁早期喜治印，多为摹刻秦汉一路。后又涉猎过不少明清流派，刻印行走的艺术轨迹还是十分宽广的。由于接触临摹石鼓文字精深，在其治印风格的变化上，也是一个翻天巨变。秦汉文字的古法谨严，缶翁再融入了石鼓字的幽幽深邃，的确前无古人。缶翁治印下刀威猛，颇具金石神韵。曾窃闻下乡访友，友与其发小交好，此时缶翁已成大家，但依然平易近人。友寻出粗石求刻，家无刻刀，缶翁急让友取大号洋钉来，刻间无话，不一时，钉刻印成，乃视而大乐。
白龙山人王一亭与缶翁相交最厚。王是巨商大贾，对初来海上的吴昌硕十分敬重，尤爱缶翁的书画，认准他是古今稀有的一代大家。王尊缶翁为师，实则他俩更是密友关系。吴昌硕的书画能在日本打开销路，还要归功于王一亭的鼎力相助。王是商贾巨子，画画只是他的业余爱好，因有钱，日子过得富庶充实，决不靠鬻画为生。人家求其画，从来都是白拿，故常自谑，我就是“白龙山人”（上海话即“白弄山人”）。在沪上，缶翁有了王一亭这座靠山，生活上几乎是衣食无忧。缶翁名头大了，各路求字求画、拜师学画的人，天天是门庭若市。对于写字学画的人，缶翁常常是多加鼓励。他时常告诫弟子：“写字作画，必须先学会做人，学习书画篆刻是个苦差事，且不能蜻蜓点水，一定要功夫学扎实。学书者只要人品正，悟性高，加勤奋，此方可登堂入室。”
缶翁写字作画治印吟诗，是要看心情的。如果心中有烦心事，你就是给老人再多的润资，他也懒得下笔。旧沪上一裱庄，也是缶翁经常喜欢去的地方。这日晴好天，缶翁的心情也特别的畅快，一路散步到这家老裱庄，见裱板上又多了对石鼓大字，居然是一名落款叫朱义方的七龄童写的。这着实让缶翁吓了一跳。急问这朱义方是谁，裱匠指着站在一旁的朱义方，恭敬地对缶翁说，就是他。缶翁看着腼腆稚气的朱义方，那种疼爱之情油然而生……朱义方就是后来以钟鼎文闻名书坛的古文字大家朱复戡教授。
缶翁这幅《风雨归舟图》（见图），纸本设色，尺寸109×39厘米。笔墨敷色，清润苍浑。内涵笔致宗“米家山水”法，然又不为其法所囿。笔墨横扫大气，毫无拖泥带水迟涩之笔，墨润华滋，气象万千。无法生有法，乃入大法。“画中笔墨，近看取身，远可取物，内外之美，不齐既美。其举平远、高远、深远之气，无不入自然云烟之境。”缶翁写罢，进入内房休息去了。恰逢一亭先生过往吴府，见之缶翁大作未款，一时兴起，急就跋题，亦成就一段画坛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