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爱无疆（篆刻） 2020年 韩天衡
我4岁学习写字，6岁学习刻印。父亲是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他常常写字、刻印、讲历史典故，这些对我有了很大的启蒙。
15岁时，一位老先生到我同学家里做客，无意间看到我同学桌子玻璃板下压了我写的一张字。他问：“这是谁的字？”我同学的爸爸回答说这是他儿子同学的字。于是通过我同学的爸爸把我叫到他家里，一进门便问我想不想继续深入学习研究？从此我就跟着他开始学习书画篆刻了，这位老先生就是我的第一位老师——郑竹友。
郑竹友何许人也？陈巨来曾在书中提到此人，他出身扬州书画世家，祖上七八代都是书画家。此时他已是海上书画兼擅的大家。1958年，他便被周恩来总理点名调到故宫从事古书画修复工作了。他的修复技艺当时几乎无人与之匹敌，米芾《苕溪帖》损坏掉的11个字就是他接笔修补的，而且是拿起笔来直接书写的，不是双勾填墨的。如果说没有很强的书画功底，没有对米芾书法风格的深入研究，不可能提笔就写的。徐邦达曾写过一篇文章，称赞他为“近代绝才郑竹友”。
后来我又碰到了一些非常好的老师，如方去疾、谢稚柳、陆维钊、郭绍虞等。在篆刻方面，幸运的是遇到了方介堪先生，那时我在温州海军服兵役。温州虽然不是大城市，但是文风很盛。温州有很多有学问有本事的人，方介堪先生就是其中代表之一。方介堪先生第一次看到我的习作，就问我：“学过邓石如吗？”我说：“没有。”紧接着他又说道：“你的印和邓石如暗合，非常大气。”上世纪60年代初，书店里很少有印谱出版物，我身边也缺乏参考资料，所以对邓石如的印风并不熟悉。方介堪先生还常常语重心长地告诫我：“刻印不要学我，你要学古代经典的东西。学我的话，你这辈子就超不过我。”
跟随方介堪先生，还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也可以说是一段奇缘。1963年3月，方介堪先生嘱我将刻的印粘一张印屏交给他，我也不知道派什么用场。过了几个月，我去拜见他，他告诉我：“你的印屏在西泠印社六十周年庆展览了，那些老辈对你赞许有加。”能得到前辈大家的肯定和赞许，更加坚定了我努力精进的决心。
学习篆刻就是这么一路过来的。我经常对学生讲：“我6岁开始学习篆刻，参加第一个展览会是17年以后，在报纸上发表我的篆刻作品是1964年，即18年以后，所以学艺者要沉潜，不要急于想出名，必须先要扎扎实实地把基本功打好。画院的师辈们都跟我有很深的感情，我也经常向他们请益。”
卸任上海中国画院副院长的20多年里，我很少参加活动，力避应酬，当然也有身体的原因。我平时的生活就是看书、搞创作、思考一些问题。这期间单是出版一项先后就出了123本书籍。其中，《历代印学论文选》是编写得十分艰苦的。我从进入画院1978年到1984年间，因为不坐班，每个星期都有几天泡在上海图书馆的古籍仓库里，在那里读书做笔记，做一些印谱及印学理论的研究。西泠印社知道我比较注重印学研究。1982年，印社便委托我编写一部《历代印学论文选》。尽管先前看了一些书，但心想这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没有跑遍天下，怎知概括天下。
做学问首先要充分地掌握资料，没有资料支撑，只能是假学问。在以往，我读了近2000部的印学与印谱，自知所知所得有限，编好此书心里没有底。所以在编书的两年里，又四处访书读书。诸如西泠印社藏有张鲁庵先生捐赠的433种明清印学著作，因此，我便提出到西泠印社库房里读书，库房在西湖边的葛岭小山上，从不对外开放。那是1982年夏天，杭州的酷暑是众所周知的。每天早上我都会准备两个馒头、一瓶热水、两盘蚊香。由于多是国宝级的文物，早上8点钟进入库房，工作人员把我锁在里面；下午5点钟他们下班了，再来开锁让我出来。这样持续了一个月的时间，狼吞虎咽地把未见之书读了一遍，并择要抄录。
那时候可不像现在简捷方便，重要的序跋、著作都是靠手抄的，古人喜欢用异体字、古体字，碰到一时难以识别的文字，我没时间在库房里推敲，于是我得把字形一模一样地描摹下来。古文也是如此，不可能在库里面断句，便先抄下来。我租宿在西湖边解放路上的朝阳旅馆，一个小单间，一天租金是6毛钱。每天晚上先冲凉，洗掉一身臭汗，六七点钟就开始整理白天的笔记，断句标点，推敲疑难杂字，务必今日功课今日毕。其实，真正进入那状态，当是虽苦犹甜的，大有小民暴富的喜悦。
几十年里我搜集印学资料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的相关古籍都读了一遍，天津、香港、澳门也去寻访搜集了一遍，乃至向海外的机构和藏家找书读，如在日本静嘉堂文库里也读到了国内未见的孤本。在做这些功课的基础上，终于在1985年完成了这部书。这部书每一篇文章前面都有一段导语释题。值得欣慰的是，如今近40年过去了，很多专家和印学爱好者都还觉得有用。
自1982年至1984年，就是日夜兼程地专注编写。编写这部书的时候我还住在上海龙江路的小楼里面，两个小间共计10平方米。房间太挤，幸好孩子们都还小，一间是奶奶和我儿子睡觉的，另外一间，我是睡在方桌的底下，而我妻子打地铺和女儿睡在桌边的空地上。而我的书桌和书架中间隔着妻子的地铺，在冬天的晚上熬夜写作，有时查阅资料取书时，就必须跨过她俩睡觉的地铺，往往一不小心就踩到了妻子的脚，半夜里她会痛到猛地叫起来。现在每每回想那段岁月，总是感慨系之。
编书、写书是任务，但读书不仅是为了编书，读书做学问，对于我们文艺工作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任何一门艺术都是要以学问打底。直至今日，我仍在读书，所以在2003年主编出版了《中国篆刻大辞典》，而且《中国印学年表》一书至今又增补了6000条目，将出增订的第四版。学问对于我们书画篆刻创作的人来讲就像是打地基。造高房子首先是地基打得深、打得牢，地基打得有多深，房子造得可能就有多高。有了坚实的地基什么样的建筑都造得好。篆刻大家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吴昌硕、黄宾虹等，首先他们是文人，是读书人，是学问家，有学问善变通，他们去写字、画画、刻印，都会达到事半功倍、触类旁通的效果。邓石如布衣出身，但临写《说文》这部书就不下20遍。我一直有一个马蜂窝的比喻。读书、写字、画画、篆刻、书画鉴定、诗词鉴赏看起来都不是一码事，画家和篆刻家有什么关系，书法家和篆刻家有什么关系，和做学问又有什么关系？不，都有关系。这些艺术门类可以比作马蜂窝里紧挨在一块的蜂穴，是隔行不隔山，只隔着纸般厚的薄壁，若能智慧地去打通它的话，一加一加一加一，一定大于四，且不只是五或六的效果，它会产生出人意料的非常巨大的连锁复合效应。
前辈书画印大家的成功范例启迪着我，激励我要读书、要实践、要思考，我一直告诫自己，人虽老去，但钻研艺术之心要年轻，不懈怠、不停步，依旧要推陈出新、砥砺前进。
（文字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名誉院长、西泠印社副社长韩天衡口述，肖永军整理，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