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頫 《洛神赋》卷（局部） 29.2×193cm 天津博物馆藏
“宋四家”之首的苏轼、“元代冠冕”赵孟頫、“明四家”之一的文徵明，都是诗词书画“四绝”的全能文人，一位生活在北宋、一位生活在元初，另一位则生活在明朝，他们本不会有交集，但此次书法展打破了时空的“次元壁”，让三人来了一场“合作”与“神交”。
01
与浙江渊源颇深的“宋四家”
此次展览中颇受关注的当属“宋四家”作品。以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为代表的宋代书法，呈现崇尚新意、凸显个性的时代风格，并为后世提供了“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的实践范本，成为中国书法审美风向标。
苏轼曾两度在杭州为官。第一次是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任杭州通判；第二次是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任杭州知州，前后居杭州五年，一生以杭州为题而作的诗400多首，为杭州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与苏轼亦师亦友的黄庭坚，与浙江有着一定的历史渊源，其祖籍可追溯到唐代金华浦江。米芾曾于元丰八年乙丑（1085）任杭州从事。晚年受到朝廷排挤的蔡襄，平生最后一次为官即是任杭州知州。不可否认，“宋四家”都与浙江乃至杭州有着颇深渊源，杭州可谓是“尚意”书法的重要发生地。
自宋以降，书法都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尚意”书风美学的影响，既尊重传统规律，又追求个性和创新成为中国书法的审美精神。
从清拓黄庭坚《题浯溪大唐中兴颂摩崖碑后》（湖南祁阳浯溪）、米芾（传）行书《天马赋》卷（辽宁省博物馆藏）、蔡襄《持书帖》（故宫博物院藏），到陆游行书《自作诗卷》（辽宁省博物馆藏）、张即之楷书《华严经册》（安徽博物院〈安徽省文物鉴定站〉藏）等，勾连起“尚意”书风的历史传承与发展面貌。
02
文徵明晚年的楷书精品
《前后赤壁赋》
1079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谪居黄州期间，他写下三篇赤壁诗文：《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政治上的屡屡失意，让他空有满腹经纶却报国无门，唯有以豁达的胸怀到山水中寻求超脱与疗愈。
这三篇赤壁诗文亦成为后世文人反复抄录的名篇巨作，其中就包括赵孟頫、文徵明、董其昌。既是表达对苏轼豁达人格的钦佩，更是企盼从诗文中寻求解脱之道。
一生以苏轼为偶像的文徵明，辞去翰林院待诏致仕后，全心致力于书画创作与鉴赏。温和儒雅的气质，造就了他的作品古拙典雅的风格。他曾以楷、行、草三种书体写《前后赤壁赋》，即便晚年在病中，仍笔耕不辍。其小楷法度严谨纯熟，笔锋劲秀，节奏缓和，舒展自如，此次展出的正是文徵明晚年时期写就的楷书苏轼《前后赤壁赋》（28.6×74.5cm，故宫博物院藏）。同时，一同展出的还有文徵明的两幅同名行书《七律诗轴》（151.2×68.4cm，一幅为故宫博物院藏；156×66.5cm，另一幅为天津博物馆藏）和行书《西苑诗册》（天津博物馆藏）。
此外，文徵明师友、学生们的作品也在同一时空中相汇，包括他的绘画老师沈周的行书《五言诗扇面》（天津博物馆藏），古文老师吴宽的行楷书《弘治癸丑廷试读卷》诗轴（天津博物馆藏）、师友祝允明的行书《七律寿诗》轴（故宫博物院藏）、好友唐寅的行书《吴门避暑》诗轴（辽宁省博物馆藏）、忘年交王宠的草书《五言诗轴》（故宫博物院藏）、学生陈道复的行草书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卷（湖南博物院藏）等。
03
曾为项元汴收藏的赵孟頫
《洛神赋》卷
除了文徵明，同样推崇苏轼的还有赵孟頫。全能型人才赵孟頫能诗善文，懂经济，工书法，精绘艺，擅金石，通律吕，解鉴赏，尤其以书法和绘画成就最高。他提倡复古，强调“书画同源”。绘画上，开创元代新画风，为元代画坛的领袖人物；书法上，五体皆擅，正如元代书法名家鲜于枢所评：“子昂篆、隶、真、行、颠草为当今第一。”
其师承也极广泛，初宗宋人，学赵构、黄庭坚，继而由智永上溯钟繇、二王，晚年又取法李邕。他模拟古法力求微肖，吸收王羲之行书中行笔细腻的特点，又增加了点画的圆润，结体上则变王羲之跌宕起伏为平正，并融入唐人法度，使其书风呈现出一派雍容和平的气象，被后人称之为“赵体”。
《洛神赋》是三国时期曹植创作的辞赋名篇，历代书家书之者众。赵孟頫曾多次书写《洛神赋》，其中以藏于天津博物馆的《洛神赋》卷最有影响，此作为赵孟頫47岁之时，为朋友、小儿子赵奕的岳父盛逸民而作，曾为明代项元汴收藏。本次展出的正是该卷。
04
弥足珍贵的苏轼擘窠大字
在此次展览的重磅展品中，有多件与苏轼有关的碑拓、刻本、砚石，弥足珍贵。苏轼的传世书法石刻中，擘窠大字以《丰乐亭记》《表忠观碑》《醉翁亭记》最为著名。其中宋拓苏轼《丰乐亭记》（每开32.2×21.7cm，辽宁省博物馆藏）、清拓苏轼《表忠观碑》（141.5×83cm，浙江杭州钱王祠藏）就在此次展品之列。
北宋庆历六年（1046），欧阳修贬任滁州太守时，筑丰乐亭（位于今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山旅游区丰山脚下紫薇泉边）并撰写记文《丰乐亭记》，取“岁物丰成，与民同乐”之意。元祐六年（1091）苏轼任颍州太守，应滁人之请以大字书写并刻石。
原石毁于北宋元祐党禁，南宋时以木版重刻，亦久佚，宋、元、明、清间多次重刻。传世无北宋原刻拓本，以南宋重刻者为最佳。安徽滁州今存石本为明嘉靖二年（1523）知府陈则清重修丰乐亭时所覆刻，与宋本相比，字体走形失真颇多。南宋木刻本锋锷毕露，精气四射，可见苏轼楷法真容，远胜明重刻石本，故为世重。清代著名金石碑帖收藏家如潘祖荫、罗振玉等皆曾以获宋本自矜。此次展品即为罗振玉旧藏宋拓本。
清拓苏轼《表忠观碑》则为北宋熙宁十年（1077），赵抃上表请重修吴越钱氏宗祠，宋神宗准奏并将原妙因院改赐名为表忠观，以颂扬吴越钱氏之功德。碑文由苏轼奉敕撰文并书，元丰元年（1078）八月立石。
碑石在杭州龙山表忠观内，明正德十二年（1517）移至郡庠（今劳动路 杭州碑林）。因宋石残泐，杭州郡守陈柯於嘉靖三十六年（1557）重摹刻石，立于钱王祠（今聚景园）之右廊。清乾隆二年于郡庠颓垣下，发现碑石微露于外，掘之即得断碑两片，已缺下截，系宋刻第一石和第四石。至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重修表忠观落成，钱镠第三十世孙钱泳将此二石从郡庠移至钱王祠，列于祠之左廊。本次展品即为此二石的晚清拓本。
展览现场除了展出清拓本外，主办方专门外借浙江杭州钱王祠藏苏轼《表忠观碑》残石，更为立体地还原苏轼书迹。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10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