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光水色潞河秋，满径槐花感旧游。无恙蒲帆新雨后，一枝塔影认通州。”清代通政司副使王维珍乘船沿运河入京时曾赋诗感叹运河北首胜景。
今日，从北京城中驱车一路向东，经京通快速路进入通州区后不久，便远远看见那“一枝塔影”，之后沿北运河向东南行驶一小段路，途经西海子公园、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通州运河公园等，很快就到了新建成的“运河之舟”——北京大运河博物馆。
博物馆整体建筑由屋顶造型如“船”的共享大厅、屋顶似“帆”的展陈大楼和并行期间的休闲水街组成，恰是古运河图景中船、帆、水元素的艺术体现。“水街”一线依次设立的三艘铜制帆船，由外至内依次为漕运驳船、遮洋船、漕舫船，功用、尺寸、形制方面的逼真，不禁让人有穿越之感，仿佛昔日的“运河之舟”近在眼前。
“京华通惠
运河水济”北京与大运河历史文化陈列是该馆目前最重要的基本陈列，按历史时间顺序，分“江河道渠 水运初兴”“渠通幽州 多元融合”“辽金建都
漕运通济”“大都既定 一脉贯通”“京师繁会 帆樯络绎”“漕运转型
曲折探索”等8个单元，系统展示了大运河的开凿演变历程及大运河与北京的密切关系，通过千余件展品和“积水潭码头”“闸口”“不止运河——沉浸式体验”等场景再现，生动反映了运河沿线的历史风貌及人文价值和内涵。
大运河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和浙东运河三部分组成，至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隋代大规模开凿、疏浚运河，形成以都城为中心，北至涿郡（今北京）、南达明州（今宁波）的大运河体系，也逐渐将当时的北京同中原、江淮一带紧密联结起来。而随着朝代更迭政治中心的变化，漕运方向和路线也发生了重大改变。至元代定都燕京（今北京），元大都中轴线依水而定，皇城以太液池为中心，宫殿环水而建，这些规划设计深刻影响了此后北京的城市格局。
元朝一统南北后，都城物资需求日益庞大，为了便利南粮北运，忽必烈在郭守敬等水利专家的建议下将隋唐时期的大运河“东移取直”，形成了今天的京杭大运河，大大缩短了漕运进京的线路和时间。但由于京城地势较高，进京的漕船抵达通州后，只能先将漕粮等物资卸下，再通过陆运送至城内，颇费人力。为解决这最后几十公里的运输问题，忽必烈下令开凿通州至大都的河道，郭守敬经勘查后借地势高度从西北的昌平引水源至积水潭，然后经皇城东侧南流，至通州接白河，畅通了进京漕船直抵积水潭的河道。这一河道被忽必烈赐名“通惠河”，积水潭也自此响起拉帆的号子，成为日益繁华的码头。
在“辽金建都
漕运通济”展厅，展示的一方通州区出土的金代石宗璧墓志上刻有“以大定十七年四月四日，葬于通州潞县台头村之新茔”字样，这是第一次在北京地区发现“通州”字样的实物，与《元史·地理志》“金改通州，取漕运通济之义……以供京师”的记载，相互印证了通州是漕粮进京的重要枢纽和物资转运基地，此墓志也成为通州建置得名的重要证据。
而在“大都既定 一脉贯通”展厅，出土于元大都遗址的“龙泉窑青釉贴花牡丹纹凤尾瓶”“广寒宫螺钿漆器残片”“景德镇窑青花龙纹碗”等诸多文物，正是当时人员和物资南北流动、南北方文化交融的物证，也从侧面反映了元代京杭大运河支撑下的强大漕运功能。
明朝修建紫禁城的大量工匠和材料也是经大运河水运而来。此次展出的一块清代铭文金砖，刻有“督造官江南苏州府知府魁元”“德记”等款识，此类御用金砖在明清两代均由皇家指定的苏州立窑高规格烧造，再顺着大运河解运至北京。如此说来，如果没有大运河的漕运，或许就没有如今的故宫。联系起元代都城因水而兴的种种，充分解释了“大运河漂来的北京城”之说。
运河沿线城市的历史文化发展都与水密切相连，沿岸人们的生活也始终与之相依相伴、密切共生。走进馆内的运河书屋翻到一本《大运河图志》，写到“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运河？”“不能单就运河自身谈运河，而要将它与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结合起来，观察它是怎么被需求，又是怎么发挥作用的。”这与此次展陈的宗旨达成默契。我想，这也适用于今天擦亮大运河文化品牌、做好新时代大运河的保护规划和向世界讲好大运河故事。
